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术界，开始在美孚石油公司、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等多家机构从事顾问工作，进行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这一中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

    5．“在野”的现实经济观察家

    “文革”期间，中国经济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工业技术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粉碎“四人帮”以后，未来的中国将何去何从，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期待解开的谜团。

    邓小平的复出让人们在疑云中看到了一丝光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0年12月，在底特律的一次会议中，科斯约见张五常，鼓励其回国。就形势而言，中国有开放之势，如若真的要改革经济制度，张五常无疑是最有优势承担制度运作宣传的一个人，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有语言上的优势，科斯认为他回国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

    这个提议正迎合了他的心思，在张五常看来，世界上再没有比当时的中国更具活力的经济学实验室了。1982年，张五常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就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并宣称要带领同事和学生做时代的先锋。

    凭着自己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的深入考察，张五常大胆预测：中国将会在体制上进行开放，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按照他的所有权理论进行推断，中国会走一条保持国有、部分领域让渡使用和转让权的改革道路。他的这一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预言一步步被证实了。

    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农村改革方面的事实验证了张五常的推断。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当年11月开始在《信报》开设专栏，用散文的形式介绍社会经济学常识，正式开始了他向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教士生涯。

    接下来的1984年，张五常撰文称在农业体制改革完成后，中国将会有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迁移过程，间接指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但这一过程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赋予农民以地产的转让权。鉴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他的这一改革方案在当时并没有被采纳。然而，当我们看到今天全国各地掀起的一股股农村城镇化的浪潮，没有理由不对张五常的先见之明表示惊叹和佩服。

    农村改革铺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工商业的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以行政命令为指导的国有企业如何走向市场，不仅仅关系着我国经济大动脉的活力，还对“姓社”、“姓资”的体制问题提出了严峻考验，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改革之路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