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对合约的思考更为深刻了。
在美国的经济学界盛传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次科斯到大学演讲，听者甚众，科斯直言别人引用他的思想都是不对的。到了提问时间，被听者问到难道当今世上就没有引用你的思想是引用对了的人的时候，科斯回答只有张五常。
受科斯的影响，张五常坚持认为，如果要用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首先就要知道世界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因为对现实世界的究根求缘代价是很大的，往往费了很大的力气，收效甚微。对于如此低回报率的研究模式，张五常却奉为圭臬，贯彻始终。
用这样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张五常深入分析了自己的佃农理论，提出了另外两个特别的观点，其一是佃农成分的合约内完全没有价格，只有一个百分比，其二是价外效应。张五常对这两个问题作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最终认为合约的结构性是许多学者忽略的问题。
对理论的进一步探究还使张五常发现了当时公共财产和私产界定理论上的模糊之处，于是张五常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那就是私产包括三种权利：使用权（或决定使用权）、自由转让权、不受干预的收入享受权。有了这三种权利，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这一定义不仅被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政策有相通之处，其可谓对张五常这一理论的伟大验证。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是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贯彻到底，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自上而下的契约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1969年春天，张五常完成了《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经过细致地推敲和修改，发表在了次年的《法律经济学报》上。
在芝加哥大学，张五常还结识了另外一位经济名家，并与之深交。他就是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等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弗里德曼曾多次受张五常邀请游历中国，并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提出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张五常与弗里德曼相遇是在1967年圣诞节的前几日，戴尔蒙家的酒会上。当晚，由于路程不是很远，弗里德曼夫妇和张五常步行回去。路上，弗里德曼问张五常的研究情况，其思路之快，问题之犀利，让张五常很是吃惊。值得庆幸的是，弗里德曼所提出的问题张五常都作过思考，所以能够顺利答复。
当晚，张五常久久不能入睡，用心思考，终于悟出了弗里德曼的研究特点：一是对价格理论简化后的重点把握很准；另外一个就是以理论为依据，用普通知识浅中求解。这种研究风格，对张五常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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