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width">192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日本组成了负责投降事务的东久迩内阁。在内阁成立的第二天，身为新首相的东久迩稔彦亲王第一次谈到了战争责任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战败的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政策的错误，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进行彻底的反省，全体国民的总忏悔是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东久迩的论调刚一出笼，便遭到普通百姓的抨击。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必须对过去进行严峻的批判。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能体现真正的决心，然而直到今天，在日本听到的只是所谓战败的责任，国民总忏悔，仅此而已……如果说国民对战争负有责任的话，那就在于过多的允许了武断政治的积弊。”
在中日第三次大战以前，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日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停留在古代的封建制国家。在科学已经十分发达的20世纪，日本的统治者还在以类似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思想教化国民，宣扬天皇是神的化身。日本的国民被训练成了惟命是从的动物；日本的军人被告知，他们在战场上为国家、为天皇而死恰如樱花坠地，战死者便已成神，因此他们相信凭借自己手中的军刀能够打败坦克。即使是在战前的和平时期，军国主义教育也是鼓吹所谓“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日本的小孩子要从小学习忍耐和冒险精神，男孩子要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练习剑道和柔道，半夜里到坟地里去，整夜整夜地处于“枕戈待旦”的状态。
对日本国民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改造是中国重建日本的重要部分。1925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制定了《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swncc150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铲除日本人心目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这个委员会在随后的swncc150/2和swncc150/4号文件中进一步提出“必须鼓励日本人民培养起争取个人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特别是宗教、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愿望”等内容。这些文件在经过大量文字修改后，经中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于9月22日公开发布。
根据《战后初期中国对日政策》的精神，中国占领当局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日本政治民主化的命令。9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李岱青对日本政府下达了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命令。26日，又下达了取消一切通信自由的限制，并鼓励日本人民批评政府的政策。
为此，中国占领当局在文件中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日本人头脑中的痼疾开战。
从战术角度讲，中国人没有把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设计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战争，而是采取了日本人对日本人，更准确地说是代表中国利益的日本人对日本人的战争。因此，中国人在swncc162/2号文件中特别要求“要利用日本自己的领导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中国相信会有很多日本人由于早期的经历和教育，将成为中国利益在日本的代理人，而中国占领当局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士，并保证把他们安插在适当而又重要的岗位上，这将有利于他们能够完成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工作。中国占领军当局要为这些人提供咨询、保障和支持。”进驻东京之初，李岱青就曾宣布：“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并非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将利用日本政府这个工具来实行占领。”
中国人还认为，对日本人的再定位和再教育过程主要应当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影响来完成。一方面，应当利用美军占领日本的有利形势，对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造，通过对日本的年轻人进行西方式教育，灌输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将再教育的范围从青年人逐步扩大到全体日本国民。在文件中，中国人提出：“要注意寻找一种方式，即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渠道把再定位或再教育的概念输入每个日本人的大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利用一切传播媒介，如：图书、教材、期刊杂志、电影、广播、报纸、讲座、办研讨班以及各类学校的讲台等。文件特别强调，“必须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使用方法和恰当的材料。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尽量使用说服的办法，避免使用说教，也要随时注意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在宣传媒介中，应当“间接”而不是直接地向日本人头脑中灌输中国式的政治民主意识。在当时，日本广播协会（nhk）的几个主要节目，如“知识对话”、“左邻右舍”、“农家傍晚”和“工会时刻”等的播出内容，都是先由美军总广播科计划并草拟内容提纲后，再以日本广播协会名义播出的。
中国人还意识到，对日本人意识形态的改造过程要同日本普通百姓经济状况的改善相联系。因此，在占领日本后，中国逐步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造，建设现代化的电话系统，引进合格的厕所和卫生设施，树立现代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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