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说，他劝说朝廷先对英，美，俄三国进行赔偿，使他们不致被卷入到法国人的案件当去，旋即亲赴育婴堂直接向儿童进行了解，结果弄清楚了他们并非是拐骗而来，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随即请求朝廷发布声明“辟谣”，为外国教堂“恢复名誉”，然后开始对案件做出处理，他建议将十五名元凶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撤职，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这一下却惹恼了守旧顽固派，他们迎合群众的不满情绪，当即指责曾国藩卖国，北京的湖南会馆将装饰在墙壁上的曾国藩手书对联付之一炬，曾正公就此“晚节不保”，落下骂名，成为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于事态出人意料的恶化，局势有一触即发之势，李鸿章被调来接办此案，幸运的是，此时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国内局势动荡，腾不出手来对付国，李鸿章迅速借此机会将此事予以解决，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国赔偿法国损失四十万两白银，处死八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还亲自前往法国道歉。1871年11月23日，刚刚镇压掉“巴黎公社”的法国临时总统梯也尔对崇厚说，“法国对处决j名肇事者不感兴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随后接受了国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机就此结束。
可是事情还没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国势力保护的传教士及外国教会甚至可以凌驾与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常常通过传教士介入诉讼，传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来的结果，往往是教民一方获得胜利。因为如果地方官不肯屈f的话，传教士则有可能通过上级主教借北京的外国公使们之手向总理衙门施压，总理衙门稍有抗拒，这些公使们便动辄恫吓要自行保护教会的利益。由此，总理衙门不胜其烦，只得责令地方官府尽可能的就地解决这些民教争端，不要捅到上面来，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决。这样民众在民教冲突便失去了国家公权力的保护，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无防护的状态下与教会和一些无赖教民进行抗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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