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登二对山东百姓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山东百姓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长安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同意拒绝购买长安dī jià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签名。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孔清高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孔清高坚定地说：“宁可把我们全家饿死，也不能吃一口救济粮！”
于是，伟大的孔清高全家都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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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前年从鲁城回到儒教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大唐朝廷。对孔之伦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自立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长安、反对商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
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
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乾脆：“不！我还要活！”
孔清高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有十个老婆，几十个孩子，都需要他养活。在鲁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孔清高对朝廷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
战争时期，消息被大唐朝廷封锁了，对于朝廷对逆贼消极战争，对孔之伦却积极战争，掀起几次反儒**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很少发牢骚。鲁城的许多朝廷huó dòng，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大唐朝廷暗杀了孔之孙，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长安以后，又看到商业教帮助大唐朝廷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商业教及其走狗大唐朝廷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
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孔之孙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清高先生是之孙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
一句话，没有清高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在当时，编印“之孙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大唐朝廷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之孙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之孙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
另一件是孔清高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山东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大唐朝廷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朝廷闹事，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清高先生怕山东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朝廷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山东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大唐朝廷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
这时候，大唐朝廷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大唐朝廷，送给学校刊物《儒教学报》发表。
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大唐朝廷高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清高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
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明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在儒教大学gōng zì厅举行“儒教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学术huó dòng。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gōng zì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
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儒教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大唐社会和商业教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儒教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儒教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清高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长安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百万金元，影响家中甚大，但我仍定签名。因我等既反唐抗商，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的小妾：“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长安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
清高先生是旧时代儒教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邪教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朝廷huó dòng，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朝廷huó dòng。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大唐朝廷和商业教对山东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山东百姓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
他说话了，行动了。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我们山东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邪教或自立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长安商业教者及其走狗大唐朝廷长安面前站起来了！
山东总督孔之伦赞扬了孔之孙、孔清高的骨气，说“应当写孔之孙颂，写孔清高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之孙先生和清高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
这种表现我们山东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
每个山东人，都必须像孔清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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