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费了好大工夫我才找到一辆送我去旅社的人力车。这个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观察这个我冒冒失失来到的地方。经过了一家、两家、三家、四家水兵光顾的小酒馆和一所教堂后，又是一家、两家、三家小酒馆和两所教堂，接着又是几家小酒馆。后来，人力车到达普拉察旅社时，车夫就想在那里停下来。虽然我不刻板，但是和普拉察旅社前面那么多衣着单薄的姑娘们相比，作为一个已是两个孙辈孩子的爷爷来说，是很不相称的，这点我总还是明白的。所以，我用了一句我熟悉的最难听的中国脏话"王八蛋"来骂他。这话虽然不那么文明，但却很管用。于是，那可怜的人力车夫只得迈开他疲乏的双腿，把我拉到了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它看上去像样多了。到达旅社的时候，我已成了一只"落汤鸡"。安茨公司是我们在烟台的代理，它的一位老板布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19年，我曾和他一同被遣返回国(他那时是我在诺瓦拉海轮上建立的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亲爱的布瑟，我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普拉察旅社。除此以外，这里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吗？"
"好家伙，"他回答说，"您几乎连一半都还没有看到哩！"
烟台的位置很好，加上安茨公司的老板布瑟先生和施密特先生都是讨人喜欢的人。所以，很快我就以贵宾身份被领进了一家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外国人(一位贵宾)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有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发生。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Weal;(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布瑟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其内容是：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第二条：最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
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因为我还有糖尿病，所以想事先准备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我就约了布瑟出去寻找。为此，我们还几乎找遍了当地所有的药店。当满满的两大管胰岛素到手后，布瑟说："好吧，我们现在到我的仓库里去一下，看看是否还有存货。因为我是代销胰岛素的，原先仓库里有很多货。"他没有把握好机会宰我一刀。第二天，当所有的货柜空了的药店老板来向他订货时，他才着实赚了一笔。
布瑟和施密特轮流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在他们家里，我过的和在烟台的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愉快。在施密特家，总是会有一群孩子蹦来跳去地嬉闹玩耍，过了好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他们都叫一位冠以"密斯"Miss(密斯)，英文指未婚女子。称呼的年轻女士为妈妈，这让我费解。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施密特先生的女儿)是一位早已结了婚的人，她的丈夫姓密斯。周围的知情人士都来取笑我，说我是"笨脑瓜"。当布瑟的女儿(后来为克勒格尔夫人)从南京经青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更加高兴了。不过，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在8月中旬，南京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四处逃离。而且，烟台的周围地区还发生了水灾。到胶济铁路乘机动车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被迫多次停下来，最后只好全部乘客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您让我来办吧。"布瑟说，"我给您弄一张去青岛的轮船票。"结果果真弄到了。
离开烟台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难受。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人快乐的生活着，这让我几乎忘了战争的存在。
我登上的那艘轮船照例到处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已经做好了住统舱的准备。但和布瑟关系很好的船长怎么也不同意，他让我住进了一个非常舒适而且还很漂亮的舱房。
"阿里大叔"——阿尔布雷希特·封·拉梅灿男爵是我在青岛碰见的第一个德国人。他是南京中国政府的军事顾问，正准备回国，顺便陪施特雷齐乌斯将军的儿子约亨和将军夫人到青岛，因为后者在南京遭到空袭时发了心脏病，要到青岛来疗养。
从这两个人的口中，我知道了日机第一次空袭南京的详细情况。施特雷齐乌斯夫人激动地描述说，当炸弹落在她身边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担心她那个在街上玩耍的男孩的生命。
虽然那个男孩安然无恙，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还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和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生活过得有如乡绅般惬意。我和他漫步走着，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它还是很完好的，不过，据说后来被中国人破坏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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